多少年来，我一直惦记着树才。总是问他的后脑勺是否真得被掀掉了一大块儿。明明知道这是他诗中的一句谎言，却因年复一年岁月的流失而变得忧心忡忡。年秋，他带着重感冒来到柳巷胡同向我告别而离开北京，到非洲一去就是4年。等他撇下亲手种植的面包树和芒果树回到北京时，我已经因再也忍受不了寂寞和孤独而去了异国他乡。

（金重粉棒画《鱼系列》；下同）

乞丐

我是于年12月与树才相识的。当时我初到北京外国语学院，听说当时校园中有三个才气横溢的人：英语系的晓丹，西班牙语系的黄康益(老康)，还有法语系的陈树才。被我对文学艺术的狂热所打动，我的同班同学王伟庆（少况）同意为我一一引见。那天晚间我进到树才的宿舍时，他正趴在他的二层铺上写着什么，看我站着同他打招呼，马上说：坐下吧。我说：站着好，离你更近。树才轻轻地鼓起掌来，会心地笑了。第二年，树才放弃了校园和校园“泰思”文学的编辑工作，去了一家离北外非常遥远的贸易公司。这从此打开了我寻找他的艰难历程：每次去看他，都要花上一天的行程。最可怕的，就是那座安定门桥。每次上坡把自行车骑上这个立交桥头，我肯定会断了气。再坐到石头台上，把怨气攒满，等着见到树才时全都撒在他的头上。可一到公司的大铁门口，我会马上被拦住。打量我披散着长发，落满灰尘的脸，穿制服的门卫说：不许进！当得知树才在“生病”而没上班，我又到他的宿舍找。他居然住在第十四层！这一次他太高了——我是没法站着同他讲话，也没力气去爬那象巴别塔一般的楼梯。陈——！树——！才——！我咬准每一个字，高声地喊了起来。他出现了，在那高高的，象小火柴盒大小的阳台上。“我的爱人站在高楼伸出的嘴唇上......”我马上想起了他几天前寄给我的诗，于是喊道：“快下来救我！我快被人海淹死了！”到了深夜，树才提出要同我回北外，我说：你没自行车，怎么同我走？他说：坐末班车！末班车象是一个孤独的灵魂，它卸掉了一整天的喧嚣，在卸去了一整天喧嚣的大街上奔跑。树才抱着一个毯子圈儿，就象是坐在这车中的一个乞丐，寻找着这一天的最后归宿。我用尽双腿所有的力气，把自行车骑得飞快，一站一站追逐着这辆末班车。每当汽车到站停下，我便从后边追上向车里挥手。我是这城市中速度最快的流浪者。树才是一个离不开校园生活的人，我那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把自己与校园割开，跑到公司里去天天同与他一点都不相干的人打交道。那里的生活令他发疯，叫他变得玩世不恭，再加上法国文学对他的天生浸泡，他就更玩世不恭，并尖刻无比。在非洲时，上司每天都会对树才说：小陈，好好干。直到有一天树才对他讲：再好好干，不也就到你那位置吗？也许真的是因为干得好，回到北京后，公司马上决定“提拔”他当处长。你们决定？为什么你们决定我？为了表示抗议和反对，也不顾一个爱他的姑娘的极力劝阻，第二天上班，树才的头掀掉了一大层，成了秃头。陈树才，看样子你的脑袋真有问题啊。领导说。难道你愿意当乞丐不成？

流浪者

而对我来讲，校园的生活也不是象梦想中的那样长久。年深秋，由于生活上彻底的拮据，我把书籍和一些杂志寄放在王伟庆那里，对树才不辞而别，结束在京城的流浪，回到故乡松花江边的一间小木屋里。那时冬天的暴风雪如期而至，仿佛把我隔离在了一个世界的尽端。我来到一座教堂，思念着每一位朋友，我写下：

圣歌，从圣坛响起

令我谦卑的，是我心会的语言

上帝，我灵魂中的泪，是真的

——你会相信

树才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并回了我的信，那是两首我看到的90年代中国诗坛上最早出现的诗：一月。沉甸甸的心被笛子伤透茫茫心事禁不住泪水的打击一月。一天细雨，夹着一天雪道路发霉，枯草陷入泥泞在北外的时候，我经常搬两把椅子，在周末的深夜躲在走廊的尽头同树才谈诗。我们曾谈过中国诗歌在90年代将是什么样的走向。但我没有料到树才的诗，会变得如此地绝望和悲痛：二月。孤寂的手在书中摸索在无法把握的咳声中寻求健康二月。一个乞丐，怀着孤寂的心仰望童年，泪流满面对于他，“历史”就如同是一个“不眠之夜”，驱使他离开这城市：我看到，城市像雪团往外滚猛一回头，内心像永诀一样无情

读着这“一月”和“二月”的诗，我一下子流浪到了大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小镇上。午夜的火车，摇晃着这个小客栈，大雪，已埋住了半截窗户。在回哈尔滨的途中，我的书包被突然蹬上火车的劫匪抢走，里边有树才的诗，我的草稿，画笔，和仅有的十元人民币。到站后，看到爸爸和妈妈来接我时的眼色，我仿佛觉得是要被法庭审判一般：我们供你上名牌大学好找一个好工作，你为啥要选择流浪？

他们的脸上充满了一种带有决心的愤怒，就象在我十八岁那年，发现我失去贞操时一模一样。

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北京

我没有有意选择流浪啊。我决定再回到北京，去看树才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我要再回到外语学院的绿长椅上，去妄想某个陌生女孩，会突然走过来，坐在我的身边......画家许仲敏常对我讲：艺术家卖自己的作品，会象卖孩子一样难过。我不知卖孩子是什么滋味,但为了攒钱回北京而卖掉我的那幅“掠过北京的影子”，我感到和失去情人一样心痛。而树才说：我不还是那个样子吗？带你去吃烤鸭吧。在安定门，有一家向南开门的烤鸭店，我和树才坐在窗边的位置，望着这安定门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树才读了我印的《一品红日记》，总结道：郭钟的诗，都是“爱情诗”。这下我完了，我心想。一阵零星的鞭炮声在窗外响起，树才和一些孩子混在节日的人群里。多么熟悉的声音。小的时候一到放冬假，我就盼望着春节的到来。每一次爸爸都会背着妈妈给我买最贵的焰火盒。我对那火药的爆炸声，和五光十色的焰火着了迷。到了春节，当着满屋的亲朋好友，妈妈问我：小四儿，长大了当什么？大家马上七嘴八舌地插了进来：当大夫，像爸爸。当警察叔叔。不，当解放军叔叔！我想了半天，突然说：做鞭炮。我喜欢火药！窗外的鞭炮声继续响着，并且越来越近，突然间，变成了机枪声，子弹破窗而入，一个个在墙上电花一样爆开！我一下从睡梦中惊醒，从床上跌到地上。树才，树才!我强忍着膝盖的剧痛冲出房门，骑上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在布满碎石和砖块的大道上穿行，慌张的人们四散奔逃，有些被人抬着，一个姑娘躺在马拉的木板车上，整个上身鲜血淋淋。我跑上前去，认出了她穿的那件印第安人特有的黄色皮裙。难道是她？“小兰，小兰！”我拼命地喊着。这时，远处又有一队战车开来，带着铁甲和头盔的武士，继续向人群发射铁箭。一支箭从一颗树上穿过，立时留下一个圆孔，另一支箭击中我的自行车前胎，我从车上摔到了这棵树下。这时一辆战车呼啸驶来，当场将一个孕妇和一个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小孩压在车下。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冬季午夜，来自太平洋的暴风雨席卷着棕榈，狂暴地冲打着这个废仓库的瓦楞铁皮墙。我独自在用纸箱子搭成的床上坐着，闪电一次次照亮我的脸。我怎么也无法挥去刚才那个噩梦。那台旧式的木壳电视中，一部屠杀印第安人的电影不知何时已经演完，频道没有了信号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我坐到窗前，望着外边仅有的一盏路灯，对自己暗语：是梦，我这不是醒着吗？我这不是还活着吗？梦过去了。海鸥，在远处的空中叫着，象是在呼唤同伴。浓雾笼罩的早晨，看不到蓝天，大海，也看不到太阳。我来到南加州大学门外，在宽大的台阶上坐下，观看着陆续来上课的学生们。这时，我已饥饿不堪。忽然，一个女孩停在了我的面前，问我：“AREYOUOK？”我站起身来：“啊，没事。我没事。”她又问：“你从中国来吗？”“是”。“我爸爸妈妈也是中国人，”女孩接着说：“听说北京非常美丽，有美丽的林荫大道长安街，颐和园，古老的胡同，四合院......”“是”，我说：“非常的美丽......”姑娘随手递过来一袋儿甜面包圈：“我没动，你要饿了就吃吧。”我马上接了过来，问：“请问姑娘叫什么名？”“噢——AMY，妈妈叫我小兰。”象一只海鸥一样，树才的信再一次找到了我，从塞内加尔的天涯海角，神奇地落到我的手中。又是一叠厚厚的诗稿，我把它从领口揣进怀里。在校园出口的地方，有几个穿制服的人在发书刊。我上前拿了一本，是美国简史，翻开第一页，头一句话是：美国的发展史就是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。“拿一本吧，免费的”，一个高大和蔼的年轻人说。我伸出手同他握手：“谢谢，我有礼物送给朋友了。”辽阔的太平洋上，太阳已经升起。骤起的大风吹乱了我的长发和灰色的风衣，我拿出笔写下来到加州共和国的第一首诗：《一月圣迭歌》。我的前方，是一条陌生的，长长的婉转下山的路，我慢慢向前走着，空中响起了小兰的话语：他，是上帝用光线制成，因此任何铁栏，牢笼都无法将他紧闭。他的名字，叫自由天使。

金重，美国圣地亚哥，-版权所有

金重简介

新九叶诗人之一，译者，艺术家，年生于哈尔滨。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，获硕士文凭。年移民美国。现为幸存者村庄书局主编。金重诗集：《雪不在乎》。主要英译汉作品：布罗茨基，塞克斯顿，狄金森，金子美玲。主要汉译英作品：《大篷车，中国当代诗选》，《冬至，中国诗人40家》，《嘴唇开花，梁平诗集》，《还给我们泪水，指纹诗选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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